研讀計畫的想法

本研讀計畫,選擇鄧津華的《Taiwan’s Imagined Geography》一書進行研讀。鄧津華以清代文人的台灣書寫為出發,開啟清代台灣研究,針對種族、性別與旅遊書寫等相關課題的研究。本書的作者鄧津華女士,畢業於哈佛大學東亞文化研究所博士,現任教於美國麻省理工學院中國研究副教授。本書主要是作者的博士論文,由哈佛大學亞洲中心出版。作者在近年的研究方向,由清代台灣旅遊書寫轉而關注美國的亞裔女姓書寫。

台灣學界各大學的台灣文學、歷史與文化的相關博士、碩士論文中,均回顧到鄧女士的研究。如林淑慧台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博士論文《台灣清代時期散文的文化》﹙2004﹚與近來研究《禮俗‧記憶與啟蒙》﹙2009﹚等,持續地關注到鄧津華有關清代台灣文人旅行書寫的研究。顏俊雄﹙劉俊雄﹚的台灣大學人類學研究所博士論文《新港社歷史之研究》﹙2007﹚更是以鄧津華提出的原始主義的修辭與文化低落的修辭的歷史觀點,試圖發展出土著本土論的歷史觀點。吳毓琪的成功大學中文研究所博士論文《康熙時期台灣宦遊詩之研究》﹙2005﹚。碩士論文,有許博凱的清華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帝國文化邏輯的展演:清代台灣方志之空間書寫與地理政治》﹙2007﹚。莊勝全的台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萬文遙寄海一方:清帝國對台灣的書寫與認識》﹙2008﹚。藍禎瑜的成功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清代來臺文人之台灣特殊性書寫研究》﹙2008﹚。針對本書進行書評的則有張隆志的,〈評介Emma Teng(鄧津華), Taiwan's Imagined Geography: Chinese Colonial Travel Writing and Pictures, 1683-1895〉﹙2005﹚一文,發表於《中國文哲研究集刊》26期(20053月),頁415-422。張家倫的〈評介鄧津華《想像台灣:中國殖民旅遊書寫與圖像》﹙1683-1895﹚〉一文,發表於台灣師範大學出版的《歷史學報》第36期,215-226頁。近期清代的相關研究,如蔡偉傑的〈帝國檔案與帝國形構:論清朝滿文奏折中對台灣熟番的表述〉﹙2008﹚,發表於《台灣史研究》15卷第3期。張隆志的〈From Quarantine to Colonization : Qing Debate On Territorization of Aboriginal Taiwan In Ninteenth Century〉﹙2008﹚,發表於《台灣史研究》15卷第4期。許俊雅的《裨海紀遊校釋》﹙2009﹚。由此可見鄧津華一書出版之後,台灣學術界在文學、歷史與文化等研究領域的博士碩士均提及此書的中文書評及其相關討論。

鄧津華女士在書中將清代台灣社會當成殖民社會,與當代後殖民理論觀點進行對話,不論學者對此是否同意,我們不得不同意鄧津華試圖從清代文人的台灣書寫釐清清代台灣社會的性質。作者在書中提及為何以「想像地理學」的概念,來思考清代台灣文人的書寫,此一概念主要是受到Said的想像地理學與Anderson的想像共同體影響,它指的是地理性質的文化建構與地理知識的論述生產角色。

對於清代台灣的殖民情境,鄧津華延續了Shepherd﹙1993﹚的討論。他以為清代早期對台的政策,明顯地以隔離與維持現狀,藉以最少的花費,以達到更高的成本效益;隨著漢人聚落的擴展,政府便無法如此簡單的去想像。隨著中國東南沿海人口成長,商業的擴展,以及外貿,大量的移民遷徙到台灣,這樣的發展造成族群現狀的混亂,並且考驗了官方的維持控制的能力﹙137﹚。官方對此發展的第一個反應則是加強隔離政策及限制移民。在官方的有效控制之下,嚐試隔離原住民地域及漢人聚落的擴展。1731年大甲西社林武力反抗,1732年吳福生攻打岡山,這兩次的暴動證明了原來封禁政策﹙圍賭﹚的失敗。因此,在1732年開放舉家遷移,1733年增派大量的軍隊,這些都必需擴展開墾及土地稅收,以支付軍隊的開銷。因此,到了庸正朝幾乎放棄了原來的隔離政策﹙138﹚。雍正朝開始,支持殖民政策的成本大量擴張,漢人移民不斷擴張,並且持續干擾到熟番。支持殖民政策延續過程,使得新的朝廷必須容納目的相反的政策。閩浙總督郝玉麟,在1738年停止對熟番土地的開墾,1741年稻米輸出量減少,1744年土地稅率增加,這些導致官方恢復隔離政策,以對現狀進行調整及妥協﹙139﹚。所有有關支持殖民或反殖民的爭論,假如通常都還沒有意識到國家的介入,並且,所有的政策目地,不論前殖民或反殖民,都說明了背後隱藏的控制及秩序,那麼,就要區辨出兩方面爭論,他們各自主張:確認失序的來源及統治的方法﹙139﹚。對於保守的國家經世之道而言,流民是造成漢番騷動的原因,而維持秩序最好的方法﹙至少成本上﹚是保護現狀,加強隔離來進行間接統治﹙139-142﹚。

官府從漢人移民擴展以及漢人聚落擴展到熟番社成長來進行考量。康熙朝末期,人口成長的壓力限制移民台灣。在18世紀東南沿海各省,人口密度最高,稻米產量不足的地區之一。移民到台灣的廣東、福建等幾個地區的人口/土地比率最高的:漳州、泉州、惠州、潮州等。從東南沿海對於稻米的強烈需求,意味著台灣所收成的稻米有著較高的價格。而人口壓力及經濟的機會,推翻了清朝對於移民台灣的限制;再者,台灣與福建的許多登陸地點,逃避了官方的監視及壓榨﹙145﹚。總督覺羅滿保的新政策加強限制非法移民到台灣,他憂心在康熙朝的平和,已經導致了台灣官員更加草率及腐敗,造成台灣內部最大的災難。在此期間,嚴革的規範已經有所調整,在農閒期間禁止移民台灣的人再回到中國,並且在需要他們永久回到中國或暫留台灣都不能攜帶家眷。這一政策的調查是對於1732年之前,攜帶家眷移民的許可﹙authorization﹚。這是在1721年,朱一貴之亂之前,跟滿保的部份政策相類似之處。妻子及家族移民的禁令,導致政策上的反覆無常,羅漢腳為主的社會容易造成社會的喧嚷及暴動﹙146﹚。朱一貴之亂說明,清朝對台灣的治理的脆弱,並且重新評沽對台的治理政策。亂事的平定靠著鳳山的客家義民的協助及熟番帶領軍隊進入到藏匿山區的暴民。從官方的立場來看,清朝統治的崩潰,說明了台灣行政及軍事上控制的沒有效率。政府的圖然崩潰也說明了行政缺乏與台灣邊陲的不穩定相連接,阻礙了邊陲協助暴動的擴張以及政府的統治觸礁﹙148﹚。

動亂之後,在這些眾多的參與者的爭論與建言均反對殖民政策。參與者藍鼎元建議台灣巡察御史吳,鬆綁到台灣的旅行與貿易的限制,並且由官方提供更多機會減少壓迫,他認為限制漢人移民攜帶家眷前往造成社會動亂,他舉廣東客家移民,形成緊密的幫派;接著,藍建議開墾番地。高其倬的延續藍鼎元的論點,他發現台灣有許多的酗酒及賭博,他們的休閒及收入都花在這些上面。高其倬的目的在於確立墾戶的範疇—財產的擁有者及地主願意租佃給佃戶五年,就必須同意他們舉家遷到台灣。清官方拒絕高其倬的要求。1717年,高其倬與藍鼎元同時游說去除海上貿易的禁令;兩人也同時指出台灣的米提供了1727年饑荒的重要救濟,他們感受到移民台灣能夠替換福建稻米的供應壓力﹙150﹚。郝玉麟的保守,在1739年再一次的禁止漢人舉家遷移,乾隆朝接受郝玉麟的建議,1740-1746年再次禁止舉家遷移,1744年他再建議開墾番地被拒,此舉會刺激了羅漢腳非法移民,使得邊陲成為動亂的來源﹙151﹚。1786-1788年林爽文之亂,總督福康安進一步鬆弛移民政策,許多閩粵移民海外賺取生計,他們定居海外之後,自然就會舉行遷移。即使到了1760年,楊總督終止舉家遷移,但移民潮也從未停止。

從移民政策上,我們看到清廷缺乏一致的方向,並且無力約束它,主要的考量則在避免台灣成為動亂的地方﹙153﹚。對郝玉麟及楊廷璋來說,限制漢人開墾番地是漢番衝突的重要來源。官方受到藍鼎元的影響反對保守及統治取的政策,藍建議取消移民禁令,開放原住民土地﹙154﹚。由此來看,鄧津華指的殖民條件,是在清初變動不動的政治與經濟結構之下的治理策略。

在中國與台灣遭遇之後,台灣才成為清代﹙中國﹚文人們認識的對象。他們以中國為中心,台灣為邊陲的角度描繪康熙六十一年朱一貴之亂的經過,在《平臺紀略》中:古無人知,明中葉乃知之,而島彝盜賊,移先竊踞,至為邊患﹙1958:31﹚。由以上的描繪可知縱然台灣在中國的視野內出現,也不過僅是「海外」化外之地,再者,位在邊陲的台灣,在明代中葉逐漸為中國所知之後,便不斷造成許多的禍患。藍鼎元的治台之方在於制度面向充份開發台灣土地資源,並且藉由教化的力量逐漸把台灣原住民歸化為天朝子民。這種殖民化過程的最終目地,仍在於化生番為熟番,熟番為人民。藍鼎元的殖民計畫指出台灣土地廣,可以盡力開墾,多餘的米穀便可運送回福建或內地以應付物資需求。開墾台灣荒蕪的土地,不僅擴展清官府管轄的疆界,同時可以避免生番出沒,射傷路過的民眾。由於漢人開墾生番平日生活的地方,因此據信可避免生番躲藏在荒蕪的林野之中,生番路經漢人已開墾過的田園也會自然避開。從支持開墾與生番習性的關係來看,藍鼎元似乎假定﹙生﹚番有固定的生活環境、生態,因此一旦將原有林莽改為田園,便可將生番招撫收為熟番,最後番民融為一體。鄧津華更認為:郁永河、藍鼎元等人開墾土地是為了土著文明化,他們把地景從荒野的景觀轉變為熟地,就跟土著由生番轉變為熟番相互平行。藍鼎元把番與土地﹙生態、景觀﹚結合,其生態、地景等環境決定論假定,其實是在支持清官府殖民化﹙開墾﹚台灣的合法性依據。

鄧津華以文化低落修辭與原始主義修辭回顧台灣歷史書寫的兩種觀點。文化低落修辭,以種族為殖民統治差異標誌,來再現出文人筆下的番文化上相較於漢文化低落,例如從生活技術、飲食習慣的差異。其種族概念,來自天朝觀、文化教化的傳統中國文人建構。而原住民簡單、簡樸的生活,則又是文人心中期望的生活理想。故從清初文人的台灣書寫中,他們把番比喻為古代人,一方面透過番呈現出原始主義的生活理想;另一方面,番在文化程度上比漢文化低落,這兩種修辭同時表現出清代文人對於番恐懼與贊美並存的態度以及對於自身中國文化的矛盾心理。

由鄧津華的著作來看,她試圖將中國文學史連接清代台灣文人的書寫,提出了不同於當代台灣文學﹙文化﹚史的歷史觀點,相較台灣文學、文化與歷史的研究學者們,多仍著墨在史料的整理與分析,忽略不同行動者的歷史觀點。更重要的是作者將清代台灣研究與後殖民文化與文學理論對話,其研究成果已提出台灣歷史、文化研究上的可能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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